(註一)據「中國國民黨週刊」第十一期（民國十三年三月九日，以下簡稱「週刊」）。原標題為「大元師對湘軍演說詞」（黃昌穀記） 。今標題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。
(註二)　原文為「民族主義」，應為「民權主義」之誤。
(註三)　原文為「煩腦」，今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改。
(註四)　原文為「人生」，今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刪「生」字。
(註五)　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增「人」字。
(註六)　原本為「曹琨」今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改。下同。

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(註一)　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三月十日在廣州對東路討賊軍演講
　　東路將領兵士諸君：諸君是許總司令和張旅長的部下，許崇智同張民達都是我們革命黨很熱心的同志，你們各將領大多數也是革命黨，所以東路討賊軍的長官，都是革命黨。大家當兵士的今天到這地來聽本大元帥講話，試問諸君是不是革命軍呢？許崇智是革命黨，照道理講，所帶的部下自然應該是革命軍。而且許崇智向來很聽本大元帥的話，絕對服從本大元帥的命令。譬如民國十年本大元帥說起北伐，他便同到桂林；民國十一年改道北伐，他便先到韶關、南雄，攻破贛州。後來得了贛州，聽到說陳炯明在廣州造反，便回師來討陳炯明。在韶關打了一個多月仗，因為沒有接濟，不幸而失敗，退回江西，又打到福建，得了福州。去年本大元帥要肅清東江，消滅陳炯明的餘毒，調他回廣東來，他便不要福州的地盤，打回廣東。後來到潮汕，打了一次敗仗，便退回廣州，和廣州各友軍會合。所以許總司令在這兩三年之中，打到江西，退回廣東，又折回江西，打到福建，再打回廣東，轉戰三省，走路有了幾千里，疲倦勞瘁，艱難辛苦，是許多人都做不到的。你們許總司令總是忍耐奮鬥，所以許總司令是很能夠耐勞吃苦的，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。諸君都是受許總司令指揮的，許總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黨，諸君當然可以叫做革命軍。但是本大元帥今天來同諸君講話，還不放心把革命軍的名號，加在諸君身上，就是諸君將來可不可以說是革命軍，還要看以後的成績。
　　此刻在廣東的軍隊，有滇軍、湘軍、豫軍、粤軍、桂軍、贛軍、山陝軍，總共有六七省的軍隊，都來為革命黨出力
演講民國十三年二月――民國十三年三月四三一

。但是依我看起來，沒有那一種軍隊，可以居革命軍的地位。本大元帥有一天對湘軍講，希望湘軍變成革命軍。今天來同很好革命黨的部下講話，也是希望變成革命軍。以前為革命奮鬥，雖然不能叫做革命軍，但希望從今天聽過這翻話之後，便要變成革命軍。要怎麼樣才可以成革命軍呢？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？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，一百個能打得一千個，一千個打一萬個，一萬打十萬，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軍隊，才叫做革命軍。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，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？打勝仗的時候，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，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。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，東路討賊軍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，但是總沒有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。我提倡革命，是革命黨的領袖，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。現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，只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，才可以說是革命軍。當他們起義的時候，在廣州的清兵，有滿洲的駐防軍，有李準的水師，有張鳴岐的陸師，總計算起來，不下五六萬人。革命軍的人數不過兩三百人，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？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，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？那樣少的人數，只用手槍炸彈，一經發動，便打進水師行臺和總督衙門。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，沒有趕到，便完全失敗，死了七十二人，葬在黃花岡。所以黃花岡所葬的七十二人，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，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。所以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，才不愧稱為革命軍！假若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，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，那一次革命，便可以成功。但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，有了五六萬人。我們的革命軍，又沒有三千人，只有兩、三百人，眾寡懸殊，所以結果歸於失敗。至於以戰論戰，當時城內之戰，可算是成功。那次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，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，才是真正的革命軍，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。我現在所希望的，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，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，有革命的精神。最小的程度，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如果不能，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。我在戰塲常常教兵士前進，官長總是說：「前面的敵人有好幾百呵！我們的隊伍只有一二百人，怎麼能夠前進呢？
」我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拿一點奮鬥的精神出來，教兵士開槍衝鋒，把敵人打死他一些，他們就要寒膽。到了敵人寒膽，就是他們的人多，又有甚麼用呢？」官長又說：「難道敵人沒有槍嗎？難道敵人的槍不打人嗎？」因為他們都不是革命軍，所以我就不責備。諸君今天知道了甚麼是叫做革命軍之後，就要常思想：到底有沒有這種道理？如果是有這種道
國父全集四三二

理，便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，你們就是被敵人打死了，也可以陪葬黃花岡，留名千古。如果不然，你們將來死了之後，不但是不能陪葬黃花岡，萬古留名，就是現在活在世上，也沒有人知道。
　　大家都是兵士，是有槍階級，有槍的革命軍，用一個人至少可以打死十個敵人。有槍怎麼可以打死人呢？諸君是軍人，當然知道的，要放槍可以打死人，便要命中；如果不能命中，便不能打死人。通常有了槍，上了子彈，便可以打死人，這是諸君知道的，可以不必多講。但是在戰塲上，有了槍，上了子彈，雖然可以打死人，還要放槍的人，有很好的膽量。如果沒有膽量，便手顫腳亂，在平時雖然可以打死人，在戰時便不能命中，不能打死人。所以當革命軍的人，第一要有膽量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，當起義的時候，沒有長槍，只有手槍炸彈，專用手槍炸彈，便打進制臺衙門，他們是靠甚麼呢？就是靠膽量，有勇氣，有革命的精神；所以能用一個人，去打兩百個敵人。不是用一千人，去打一千敵人。
若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，那是尋常軍，不是非常的革命軍。所以當革命軍的，第一要有膽量，有了膽量，才可以打死人。膽量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為甚麼原因便有膽量呢？膽量是從革命精神來的。革命精神是為甚麼原因發生的呢？
明白了革命道理，才有革命精神，革命精神是由於道理發生的。甚麼是革命的道理呢？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就是革命的道理。你們的官長都是革命黨，平常把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話，大概對你們講得很多，諸君大概也很明白那些道理。我今天再把三民主義的道理，來同大家講一講。
　　三民主義是甚麼呢？就是民族正義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。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。從前中國人做滿洲人的奴隸，滿清壓迫中國，有了兩百多年，那是很不平的。因為那種不平，所以本族便打異族，本族去打異族，便要提倡民族主義，要四萬萬人結成一個大民族團體。十三年前的排滿成功，就是一部份的民族主義成功。滿清推翻之後，還要受外國人的壓迫，因為滿人從前把我們的權利，都送到外國人手內，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，至今還沒有修改。這好像是主人沒有錢用，借別人的錢，便把他的奴隸轉押到別人，寫過了雙重身契一樣。所以現在脫離了滿人的奴隸，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。從前在滿清的時候，是做二重的奴隸。現在脫離了滿清，還要做一重的奴隸。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，好比是要收回賣身的契約一樣，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。如果那些條
演講民國十三年三月四三三

約不廢去，中外便不平等，我們無論有甚麼話都不能講。諸君是在廣東，知道廣東的海關稅，我們不能收用。為甚麼中國不能收自己的關稅呢？因為有外國人管理。譬如諸君坐船到香港，在廣州上船，就有外國人查關。如果到日本，無論在日本的甚麼地方上岸，查關的都是日本人，為甚麼中國要用外國人查關？就是因為外國人佔了我們海關，外國人佔住中國海關，便是一件不平的事。這件不平的事，是諸君已見已知的，尚有許多不平的事，諸君還沒有看見，還不知道。
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平的事，脫離做外國人奴隸的地位，所以還要提倡民族主義。民權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。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，總是一個專制國家，祇有皇帝一個人是主人，人民都是奴隸，人民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。所以古人說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(註二)。」人民為甚麼對於皇帝要稱臣呢？大家都是人，做皇帝的不過是一個管公事的人，為甚麼單獨他一個人要做主人呢？國家是人人都有份的，好像一個大公司，人民便是股東。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，大家都是股東，你我也是股東，那才是真民國。專制帝國，是東家生意；共和民國，是公司生意。從前的專制，在辛亥年已經推倒了，從那個時候以後，人人都是股東，國家有了利益，大家可以共享，要成這樣的真民國，便要有民權。有了民權，才能夠把國家變成大公司，讓大家都可以說話；所以說民權主義，是對內打不平的。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。一國之內，若是有了大富人，國家大事就被他們壟斷。窮人沒有飯吃，沒有衣穿，就不得不做富人的奴隸，這也是一種很不平等的事。要把全國的貧富都打到平等，便要應用民生主義。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，都是一樣的道理，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，打到平等的。
　　諸君要知道，怎麼樣應用三民主義？必要把三民主義的事實，澈底明白，然後才能夠完全實行。譬如就民族主義講，假若能夠實行這種主義，便可以挽回許多利權。我們現在有種種的錢，每日都是在無形之中，奉送到外國人，總算起來，每年有十二萬萬，就是每月要奉送一萬萬。像這樣大的損失，是在甚麼地方送去？我想大家必不知道，現在舉一個例來對大家說明：像外國人到中國來，總說是通商，通商是做甚麼事呢？就是把中國的土貨運出去賣，把他們的洋貨運進來賣。考查最近的海關報告，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，每年有五萬萬，就是由於中外通商的關係，除了我們出口土貨，和他們進口洋貨相抵以外，每年要多買洋貨五萬萬。這就是我們中國每年要損失五萬萬，每年要把五萬萬錢奉送到
國父全集四三四

外國。外國進口的是些甚麼洋貨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從前穿土布，現在穿洋布。為甚麼現在要穿洋布呢？因為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大家愛便宜，所以穿洋布。洋布是那裏來的呢？就是由外國進口的。因為大家都愛便宜，所以土布和洋布競爭，土布便失敗。由於土布失敗，中國鄉下人便不織布；到了不織布，窮人那裏有工做呢？由於不織布(註三)，全國就受不生利的害。愛穿洋布，就受利權外溢的害，由此便弄到中國現在民窮財盡。平心而論，既然是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我們當然不願多花錢，不穿土布，來穿洋布。若是全國的稅關，我們自己有權管理，那麼還有辦法，就是多收洋布的稅，不收土布的稅，便可以變成土布價賤，洋布價貴，大家自然不穿洋布，來穿土布。大家都穿土布，那麼窮人都可以有工做。但是現在的稅關，我們自己沒有權管，都是歸外國人管。他們所定的稅率，恰恰相反，土布要同洋布一樣納稅，所以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他們的洋貨便暢銷於中國。中國由於暢銷洋貨，每年便有五萬萬的損失，其他各種通商的損失，還有七萬萬。如果把這樣大的損失，完全挽回，四萬萬人平分，每人可以分得三元。但是現在不能挽回，四萬萬人公攤，每人便要擔負三元。我們說四萬萬人，是把老幼大小都包括在內。一家之中可以謀生的，普通不過一兩個人，一家的人數，普通總有十多人，一個人要損失三元，十個人便要損失三十元。這三十元的損失，在一家之中，普通都是由一兩個人擔負，所以中國人民每年所負擔的損失是很重的。我們要免去這種負擔，不送錢到外國人，並且要擴充我們的實業，多運土貨到外國去賣，賺外國人的錢，就要應用民族主義。大家同心協力，提倡土貨，抵制洋貨，這是關於民族主義的事實。說到民權主義的事實，一個國家好像是一個大公司。在一個公司之內，要大家各司其事，各人所得的薪俸，總辦或者有十萬，股東或只一百，薪俸雖然有多少的不平等，但是地位必須要平等，不能說受十萬的總辦，便要壓迫受一百的股東，皇帝和人民都是要一樣。到了民國，實行民權，連皇帝也不要，人人都是主人，大家都是一樣的可以管國事，這便是關於民權主義的事實。說到民生主義的事實，最要緊的是均貧富。在一國之中，不可說富人總是坐在家內收利錢，每日遊手好閑；窮人便勞動無度，每日總是做苦工。要大家都做事，大家才有飯吃，人人都可以優遊度日，享人生的幸福。所以說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，這三民主義，都是一貫的。一貫的道理，便是在打不平。民族主義，是對外打不平的；民權主義，是對內打不平的；民生主義，是對誰打不平的呢？是對富人打不平的。如果三民主
演講民國十三年三月四三五

義能夠真實行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，大家便是很安樂的國民。但是現在民窮財盡、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，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的痛苦。我們要把這種痛苦世界，超度到安樂世界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，去打不平。現在全國贊成三民主義的少，反對三民主義的多，我們要革命成功，把三民主義推行於全國，便要大家奮鬥，全體變成革命軍。
　　革命軍打仗，不能用一個人祇打一個人，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一個人怎麼能夠打十個人呢？有膽量便能夠打十個人，有膽量又有槍，更能夠打十個人。諸君在通常打仗的時候，挑敢死隊做先鋒，就是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但是這樣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，必要用多錢，懸大賞，軍隊打仗要多錢，便不能算是革命軍，要有多錢才打仗，那便是為錢去拼命，不是為三民主義去奮鬥。要大家為三民主義去奮鬥，變成革命軍，便是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。為甚麼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？因為為三民主義去奮鬥，就是死了，也是成仁取義，所謂仁義之師。這種死法，是為主義而死，不是為金錢而死。像從前沈鴻英造反，打到瘦狗嶺來，死了很多的兵士，但是那些兵士是為金錢而死的，至今誰去紀念他？如果是為主義而死的，像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，就是千載之下，都要來紀念。大家以後去拼命，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，必須為主義去犧牲，不要為金錢去犧牲，才叫做革命軍。中國革命，至今有了十三年，這十三年之中，革命黨為國家去奮鬥，為主義去犧牲，年年都是有的。但是旁觀的人常常說：「革命黨不要性命，不要身家，這種犧牲的行為，真是令人崇拜！令人敬仰！」同時又有很冷眼的批評者說：「為甚麼那些人不要性命身家去犧牲呢？如果為主義去犧牲，有甚麼利益呢？那些犧牲的人，真是笨得很呢！」由於這種冷眼批評，便深入一般革命黨的心理。革命黨都受這種批評的毒，所以從前的真革命黨，現在都變成假革命黨；就是有很好的革命黨，現在也半信半疑，不能夠完全是革命黨。他們所以有這種變更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主義去犧牲性命，究竟有甚麼利益呢？為甚麼那樣笨，連性命都去犧牲呢？若這種問題都沒有想清楚，諸君今天聽了話之後，能不能發生效力呢？能不能變成革命軍呢？本是一個大問題。如果把那幾種問題看不清楚，就不發生效力。若是看得很清楚，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，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，便不做生意，回到廣州。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，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，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，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，他看見了孚琦的轎，便問是誰，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，他便攔住孚琦的轎，用手槍把孚琦打死。溫生
國父全集四三六

才因為要排滿，殺了滿人孚琦，目的已經達到，便非常的高興，所以巡警把他拿到了之後，他還是大笑，並說：「我的本事，只能夠拼一個滿人，現在達到了目的，萬事都已完結，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！」從此以後，許多滿人都不敢到廣東來做將軍。等到最後，只有鳳山說：「我不怕革命黨，我到廣東去，一定要把他們銷滅。」在鳳山沒有到廣東之先，革命黨便知道他要到廣東來，預備對付他。所以鳳山一到，革命黨便用炸彈把他炸死。從此以後，滿人便不敢再到廣東來做將軍。推究那個原因，還是由於溫生才聽了我一次的講話，明白革命的道理。諸君今天聽了講話之後，如果人人能成溫生才，溫生才一人當日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將軍，諸君一人便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總司令。若是諸君人人都是視死如歸，和敵人去拼命，便是無敵於天下，我們的革命軍，便有勝無敗。
　　從前的革命成功，是由於我在南洋演說，發生了溫生才的效力；現在的革命能不能成功，便要問諸君今天聽了我的演說之後，能不能發生效力？要問諸君能不能發生效力，更要問諸君，關於革命成功和自己有甚麼利益？如果大家能夠答覆這個問題，我們現在的革命，便能夠成功。若是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，變成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的革命軍，你們東路討賊軍現在有一萬人，便可以打十萬敵人。現在霸佔中國的有多少敵人呢？此刻反對民國的，只有曹錕(註四)、吳佩孚，他們的親部下，不過兩三萬人，其餘都是勢利結合的。譬如在廣東就利用陳炯明，在廣西就利用陸榮廷。敵人不過兩三萬，要銷滅他不必要東路軍(註五)的全部，只要諸君的這兩三千人。把他們那些反對民國的敵人銷滅了，中國便可以太平，子子孫孫便可以享幸福。在諸君看起來或者以為這是後來的事，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呢？本來世界上的事，都是利益的問題，有利益的事，才人人願做，沒有利益，自然不情願做。我們今天做革命黨，和一個人有甚麼好處，本來是一個難明白的問題。但是不能以為難明白，便不講清楚。因為不講清楚，便不能做革命軍。諸君現在當兵士，有甚麼希望呢？普通當兵士的人，都是想升官發財。如果另外有方法，可以發財，連官也不情願做，所以大多數本是想升官發財。若是把升官發財兩件事，更比較起來，尤其以發財為最要緊。假若有人發了財，就是升他的官，他也不願去做。他以為做發財的人，便很享福。因為這個原因，許多做官的人還要去逢迎發財的人。因為發財的人有這樣好處，所以來當兵士的人想發財，去殺人放火的也想發財，攔路劫搶的人想發財，做官刮地皮的也想發財，到南洋做猪仔的想發財，往外國做生
演講民國十三年三月四三七

意的也想發財，就是在今天半夜，要人挑一百斤重的東西，上到白雲山頂，就是每人給一萬元，一定有很多的人去挑，就令氣力不足的人，挑到半山之中，至於死卻了，也是甘心情願的。像這樣講，就是世界上的人，許多都是望發財。再說到現在打仗的人，都是望打到一塊地方，可以搶很多的金銀財寶，也無非是望發財。我今天和諸君講話，要諸君革命。如果諸君問我：「革命有甚麼益處呢？」我便要反問諸君：「發財有甚麼益處呢？」我想諸君一定可以答覆我的。我也可以答覆諸君的：就是革命成功，勝過發(註六)一千萬元的財。壹千萬元的財，是很難得到的。革命成功，便好過於發千萬元的財。諸君想發一千萬元的財，不過是圖安樂，想好衣食，想傳到子孫；若是革命沒有成功，國家便要亡，到國家亡了之後，像緬甸、安南、高麗的亡國奴，那一個能夠保存他們的錢財，去圖安樂謀好衣食傳到後代子孫呢？如果革命成功，國家自然強盛，外國的經濟壓迫，自然無從侵入，本國生出來的財富，又好好的分配，那麼，凡是中國的人民，都得安樂，有好衣食，可以永傳子孫，這豈不是革命成功還要好過發一千萬元的財嗎？諸君現在沒有一千萬元的財，以為發了這樣大的財，便有大益處。但是真正有沒有益處？必到發了這樣大財之後，才可以知道，諸君現在沒有錢，不知道有錢的人究竟是怎麼樣。在沒有錢的時候，想到有了錢之後，便是無憂無慮。因為沒有到過這個地步，所以便起這種玄想。我把一位富人的思想，對諸君講一講：我在二十年前，有一次自香港到新加坡，在船上遇到一位財主。聞得他當時已有千餘萬家產，後來竟達到七八千萬。在二十年前，海船是很慢的，要走十多天，自香港才可以到新加坡。那次坐在頭等艙的，只有我和他兩個人，船上沒有別的路走，每日兩個人總是坐在一處。開船兩三天之後，殊覺無聊，每日早晚，只有和他在一處談天。初見面時，一問便知他是一位南洋的大富翁，聞當時他的家當，已經有了一千多萬，以為他能夠發這樣大的財，一定是很有本領，很有見識的人，所以也樂得和他細談，想由他探聽得多少南洋華僑狀況，為革命宣傳之預備。殊不知他除了發財之外，一無所知；每天同我所談的話，都是訴他個人的苦。我以為他是假裝成這樣的，後來過細探問，才知道他真是受一種人生的憂愁痛苦，不是裝成的。我從種種方面，為他指導解釋，他總不能夠開懷，變成樂觀，弄得我無聊上再加無聊，實在討厭不堪。後來特地避開他，走到大艙內，去看看那些大艙客人，是如何度日。那次坐的船是一隻猪仔船，是運猪仔客往南洋去做工的。我當時因為取他的船費便宜，才去搭那隻船。別的客商都不
國父全集四三八

願意坐這種船。這位南洋富翁，想也是和我的心理一樣，因為貪便宜，才去搭那隻船。同船的猪仔客，約有一千多人，我未到大艙之先，以為那些猪仔客，賣身去做苦工，其愁苦必比富翁尤甚，不知我一到大艙之內，便看見那些猪仔客，有唱戲的、有拉胡琴彈三絃的、有打紙牌的、有說笑話的，熙熙融融，其樂無極，較之富翁之感想，真有天壤之別。我經過此番景象之後，便回來對那位富翁說：「你看那些猪仔客，是何等快樂呢？他們一點家產都沒有，反為不憂不慮，人生真要學得他們，那樣隨遇而安，樂天過日才好，何必自生許多煩惱，徒然自苦呢？」那位富人就答應說：「唉！你真有所不知。我從前到南洋也是一個猪仔客呀！當時我也是同他們(註七)這一樣的快樂呀！後來辛辛苦苦，一生勞碌，才有今日。現在滿堂兒孫，個個都是靠我這個家當來吃飯，我看到我的大兒子，已經跟人學壞了，在外狂嫖亂賭，聽到說已經負債一百幾十萬，他所應得的家當，已經花完了。現在第二個兒子，不過是初成年，已經被大兒子教壞了，又跟他一樣。其餘未成年的兒孫，將來長大，我想都要學成一樣，這真是無法可設！像這樣想來，你叫我愁苦不愁苦呢？我一生艱難辛苦，積銖累寸，節衣縮食，像這次我搭船到南洋，我的香港辦事人員，要同我買公司船票，我都不允許，還要他買這隻猪仔船的船票。我是這樣慳吝，他們便是那樣浪費，一場牌九，就可以輸去一萬多元，過細想起來，我一死之後，不要幾年，他們必定把我的家當，完全花散了！由這樣想起來，你說我應該愁苦不應該愁苦呢？」照這段故事看，便可知發了大財，反是更加愁苦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就是因為世界不好，我們的環境不好，我們的國家不好。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，就先要把我們的國家造好；國家改造好了，大家才可以得安樂，我們的子子孫孫才可以享幸福。如果不然，就是發了大財，像那位南洋富翁，也是空的。
　　諸君有許多是廣東人，都知道廣東從前有十三行。現在西關有一條街，叫做十三行，就是從前做洋商住的。在十三行中發財過一千萬的，有潘、盧、伍、葉四大家。潘、盧、伍、葉四姓的人，在當日發財的時候，宮室宏大，各家都有花園，子孫驕奢淫逸，安富尊榮。潘、盧、伍、葉的家產，到現在怎麼樣呢？他們的財產，不過幾十年，便化為烏有。
用這一段故事講，就是說發了幾千萬財，傳到子孫，還是靠不住的。照頭一段故事講，南洋發大財的人，我們以為他是很安樂，但是心理上還不及坐大艙的猪仔那麼樣快樂。因為發財的人總是憂慮多，覺得自己的日子，雖然可以過去，子
演講民國十三年三月四三九

子孫孫還是過不去，諸君將來發了財，一定也是像他們那一樣。
　　說到我們的革命，對外要用民族主義，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。對內要用民權主義，把國家變成大公司，在這個公司內的人，都可以分紅利。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去開礦，好像南洋礦商，把各種礦產開出來之後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。此外還有開闢交通，振興工業，發展商業，提倡農業，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，子子孫孫便不怕窮。從前南洋的富人，他的家產不到兩代，便化為烏有。廣東十三行的潘、盧、伍、葉四家，子孫不到三代，便有做教花子的。我們的革命成功，把中國變成了黃金世界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，就是眾人的子子孫孫，都是永遠的享幸福。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，諸君想想，是發財好呢？是革命成功好呢？依我看起來，革命成功是好得多。說到此地，如果諸君問我，革命成功有沒有利呢？我便要說，革命成功有大利，比較發財的利益要大得多。大家明白這個道理，便應該做敢死隊，去拼死命。從前溫生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能夠打死孚琦；諸君現在明白這個道理，便能夠推翻曹錕、吳佩孚。推翻了曹錕、吳佩孚，中華民國便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，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，比較發了千萬元的財，還要好得多。從前到南洋做猪仔的，有多少人發過了一千萬元的財呢？大概在一萬人之中，難得出一個人。諸君現在此地聽話的人有多少呢？要發一千萬元的財，是不是難呢？這是很難的。此刻廣東有這些軍隊，要革命成功，是不是容易呢？這是很容易的，所以我今天來和大家講話，勸諸君不要做難事，去想發財；要做容易的事，把想發財的力量拿來革命。革命成功，便是為自己造幸福。你們的長官都是革命黨，從前或者也聽過了這種講話。這次在東江打仗，雖然一時失敗，但是從此以後，大家都變成革命軍，去做敢死隊，同心協力推翻曹錕、吳佩孚。我們的革命永遠成功，中國便可以造成黃金世界，諸君的子子孫孫在這個世界之內，便永遠可以享幸福。
(註一)　據「週刊」第十五期（民國十三年四月六日）。原標題為「大元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」。今標題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。
(註二)　原文為「主臣」，今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改。
(註三)　原文無「到了不織布……由於不織布」十八字，據「大元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」（黨史會藏鉛印原本046/44，以下簡稱「演說 詞」。）及「胡本」、「會本」增。

國父全集　四四○

(註四)　原文為「曹琨」，今據「胡本」及「會本」改。下同。
(註五)　原文為「東路車」，今據「演說詞」及「胡本」、「會本」改。
(註六)　據「演說詞」及「胡本」、「會本」增「發」字。
(註七)　據「演說詞」及「胡本」、「會本」增「們」字。

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(註一)　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三月二十四日在廣州對滇軍演講
　　滇軍將領兵士諸君：滇軍在這兩三年中，為甚麼來廣東呢？說到源起，是由於民國十年，本大元帥到桂林，預備北伐。當時顧總司令在雲南，很有志氣，想為國家出力，便把雲南的地盤不要，讓到別人去維持，自己一心一德，帶同你們這些滇軍跟隨本大元帥北伐，去替國家做一番事業。顧總司令當時要北伐，他的用心，是和普通人不同的。普通人的用心，都是想升官發財。他本來是雲南的總司令，如果他在那個時候，專想升官，有了總司令，官是升到很高的。再想發財，有了雲南的地盤，種烟開賭，搜括民財，隨便就可以發幾千萬財。顧總司令不要雲南的地盤，立志北伐，就是不要升官，就是不想發財。當他正在出師的時候，唐繼堯便回雲南。唐繼堯回雲南的目的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就是在升官發財。唐繼堯從前在雲南有好幾年，專為升官發財，弄到部下不擁戴，所以逃走出外。到了香港之後，沒有人理他。本大元帥以為他在雲南多年，總有多少見識能力，還可以做一番事業，便把他接到廣州，想用大義感化他，要他從新替國家做事。但是他心目中的成見，專在升官發財，和我談話之後，知道了我是為主義來犧牲受苦，冒險奮鬥，要做福國利民的事業的，他便不願意，便不贊成。在廣州沒有住幾日，遂回香港，運動雲南的土匪去擁戴他。當他經過廣西的時候，桂林、柳州有一部分滇軍，不明大義，也跟他回雲南，弄到雲南成一個土匪世界，顧總司令的性命不保，都是唐繼堯想升官發財，爭權奪利，不顧朋友，不顧國家的罪惡。顧總司令雖然是死了，但是各位將領還是很明大義，願繼顧總司令未完的志氣；顧總司令的志氣，是在離開雲南去北伐，所以諸君便離開雲南，來到廣東。諸君由雲南出發，經過貴州、廣西瘴氣極深之地才到廣東，沿途是很辛苦的。諸君到廣東來，不過是一年多。自雲南出發以後，沿路也走了一年多
演講民國十三年三月四四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