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註一)　據黨史會藏原件影印(049/12)。

赴美前致鄧澤如及南洋同志函(註一)　民前三年九月十六日（一九○九年十月二十九日）
　　同志公鑒：弟自抵歐以來，竭力經營籌畫，以期輔同志之望。然所謀至今尚未就緒，因在南洋時所得前途所擬之條件（即在芙蓉呈覽之件），乃經手人欲從中漁利，非資本家之意也。弟察悉此情，即行婉卻經手之人，而托政界上有勢力之「韜美」君（即前任安南總督）幫同運動資本家，「韜美」君滿意贊成，將有成議矣；乃不意法國政府忽然更變新內閣，大臣「比利仁」不贊成此事，而資本家故有遲疑，而韜美君仍欲與外部大臣再商，欲由彼以動新內閣大臣，因法資本家非得政府之許可，斷不肯投鉅資也，即由前之經手人交涉結果，亦必如此。前經手人一見吾人河口之事實，則出條件以示吾人者，彼蓋忖知前內閣「居利文梳」必能許可，故投機而來也。而內閣之變更，實為意外之事，否則無論何人說合，皆可成事也。韜美君游說外務之事，至數日前始有回實音云：「現在事不能求，請遲以有待」等語。弟一得此信，即於西十月三十號起程往美，因該處亦頗有望，故一往以觀機局如何也。在英京亦找得一路，惟現尚未有眉目，故未敢詳報。此路之件條甚屬便宜，利息亦照通常算法，並不要求特別之利權，惟須吾黨各埠同志出名擔保一事耳。英路之介紹人現往美國，弟到美時，當與他再商，如得實音，當另行詳報。但關於出名擔保一節，弟已思得一法，想當可行，俟得實音，則並奉聞，以請大教。前借之款，現尚無由歸趙，求為寬限，以待此事之揭曉，當再報命。此致，敬候大安。弟孫文謹啟。再戟門兄五月初三日來示，已得收讀。統此覆候，恕不另函。西十月二十九號英京發。
(註一)　據「鄧編手札」原件影印。

在倫敦將去美國時致吳敬恆函(註一)　民前三年九月十七日（一九○九年十月三十日）
　　吳先生鑒：昨日先生之意，以為宜將此事和盤托出，以解第三者之惑，而表世界之公道。弟再思之，先生之言甚是。而世人之所見疑人者，多以用錢一事着眼，故將弟所發起之三次革命所得於外助之財，開列清楚，然此適表出以前助
函電（上）民前三年八月――九月九五

者之寡，殊令吾人氣短。然由前三次推之，則一次多一次矣。若明明白白表示於人前，使新得革命思想者無此疑惑，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？前二次助者無幾，無甚可對人報銷之事。前年第三次之款，多由外助，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，則零星合集數萬金，當為千數百人之所出也，弟此處未有詳細數目。然各款收入與支出，弟在安南時多自經手，弟離安南後，則漢民經手。而受款分給各處用者，則河內之五家字號經手，以用於欽廉、廣西、雲南三地；其潮惠之款，則由香港同志經手；日本辦械、租船之款，則由日本殷實商人經手，皆有數目列明。除所入各款，尚支長萬餘元（即河內之欠債）。弟所開各處之入款，是大約之數，因不記詳細，所報皆過多而從無報少也。收款多由精衛，支款則我與漢民也，此事弄清，則可破疑惑矣。除三人經手之外，知各款之來路去路者，尚有多數共事之同志，即今巴黎之張驥先亦其一也。請先生為長文一篇，加以公道之評判，則各地新開通之人心，自然釋疑，而弟從事於運動，乃有成效也。
　　所言事實，皆當作第三者之言，則較弟自言者更為有力也。留此以作面談，今晚有暇，請到寓一敘為望。弟文字。
　　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為言。
　　而不知我之經營革命，在甲午以前，此時固無留學生為我吹噓也。而乙未廣州之事失敗，則中國舉國之人無不以我為大逆不道，為亂臣賊子，為匪徒海盜；當時如有陶成章，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辭也。今日風氣漸開，留學之士以革命為大光榮之事業，而陶輩始妒人之得名。然我之初意，祇在赴大義，行宗旨，而與共事之同志亦無不如此。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談革命者，此故固屬風氣之開，而亦道德之退化也。
　　以我為攫利。
　　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，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固優勝之地位也。若不革命，則我之地位必不失，而世人所欲圖之快樂，我無不得之，革命攫利云胡哉？且當日圖廣州之革命，以資財贊助者，固無幾人也。所得助者，香港一二人出資數千，檀香山人出資數千，合共不過萬餘耳。而數年之經營，數省之聯絡，及於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實跡，已非萬餘金所能辦者也，則人人皆知也，其餘之財何自來乎？皆我兄及我所出也。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，接濟所費，不下十餘萬元，所得助者祇香港李君出二萬餘元，及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，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也。自此吾一人之財力
國父全集九六

已盡，而緩急皆賴家兄之接濟，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，是從事革命十餘年以來所費資財，多我兄弟二人任之，所得同國人及日本人之助者，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。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間，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萬之資，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，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，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見也，而其他之事業投機取利者，猶過於此也。若為圖利計，我亦何樂於革命，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位，去我固有之資財，折我兄已立之恆產耶？（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，其原因皆以資助革命運動之用，浮錢已盡，則以恆產作按，借貸到期無償，為債主拍買其業，今遷居香港，寄人籬下，以耕種為活。而近因租價未完，又將為地主所逐，乃陶更誣以在九龍建洋樓。夫家兄本為地主實業家者，非我從事革命以耗折之，則建洋樓亦尋常事，陶等何得多言。）此庚于以前我從事革命事業關於一人得失之結果也。
　　自庚子以後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，革命風潮日漲，忽而萍鄉之事起，人心大為歡迎。時我在日本，財力甚窘，運掉不靈，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許助五萬金，始從事派人通達湖湘消息(註二)，而萍鄉軍已以無械而散矣。（此事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，初未謀定而動，故動他方同志多不及助，是以不支也。）惟有此刺激人心，已不可止，故定計南行，得日人資萬四千元，及前述所許五萬元，以謀起義。初從事潮惠、潮黃岡，以未期而動，事遂不成；惠七女湖愴悴應之，亦屬無功；吾人遂轉向欽廉，與該處軍隊相約，遂破防城，圍靈山。惟此時所有之資，以買械而盡，而安南同志雖陸續集款，以助軍需，精衛又親往南洋籌資，惟所得不多，欽軍統領終以資少不肯如約反正，欽事遂不成。吾人轉破鎮南關砲臺，以促欽軍之動，事又不成，我遂出關而入安南，過文淵，為清偵探所悉，廣西官吏託龍州法領事到安南查我踪跡，知我寓某街洋樓，密告清政府，與法政府交涉，逼我退出安南，我遂往星加坡。我到星加坡後，則河口之事起，占據四砲臺，誅彼邊防督辦，收降清兵陸營，本可進取，據有全滇；惜當時指揮無人，糧食不繼遂退。自潮州、惠州、欽廉、鎮南、河口五役及辦械運動各費，統共所用將近二十萬元，此款則半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，為革命軍初次向南洋籌款者。今計開：由精衛向荷屬所籌者約三萬餘元，向英屬所籌者萬餘元，共約四萬元；向安南東京及暹羅所籌者約五六萬元；我手得於上述之同志五萬元，得於日本人萬四千元，河內欠債萬餘元。此各項之開支，皆有數目，皆有經手，除梁秀春自行騙(註三)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費數萬，又一人騙去千餘，及陶成章用去一百，此外之錢，皆無甚枉費。自我一人於此
函電（上）民前三年九月九七

兩年之內，除住食旅費之外，幾無一錢之花費，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見也。而此期之內，我名下之錢撥於公用者一萬四千元，家人私蓄及首飾之撥入公用者亦在千數百元。此我攫利之實跡，固可昭示於天下也。
　　又以東京同志以官費摺作按貸錢，責我不代籌，此誠我罪矣。然家兄亦因以家產作按，而致今日之破產，亦我罪也。河內五家作保之萬餘元，至今猶未還，亦同為我之罪也。然此時則無如之何之際，聞陶現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斂錢(註四)，亦為不少，當有還此等債之責也，何不為之。
　　又謂在南洋有出保護票之事，此乃荷屬一隅同志所發起行之，本屬自由行動，至成效如何？我全未聞之，亦無從代受責任也。而陶成章亦在南印發票布，四處斂錢，且有冒托我名為彼核數，其不為棍騙乎？其無流弊乎？問陶成章當自知之，今乃責人而不自責。
(註一)　據「胡本」原件影印。
(註二)　原文為「銷息」，今據「會本」改。
(註三)　原文為「諞」，今據「會本」改，下同。
(註四)　原文為「撿錢」，今據「會本」改，下同。

甫到美國致吳敬恆函(註一)　民前三年九月三十日（一九○九年十一月十二日）
　　稚暉先生鑒：西十一月八號早晨行抵鳥約，登岸時亦幸無阻難，可為告慰。到埠後已見得二三舊交，相談頗歡；惟同志尚未多見，能否從事聯絡，尚不得而知。美國政客現皆在華盛頓，鳥約所欲見者二人，一已於兩月前作古，一於前禮拜往歐，故祇見其代理者二人，雖甚歡接，然未能深談也。聞美西金山等處華人思想頗開，惟被陶布散傳單之後，新得革命思想之人，對於弟之感情大不善，非多少時日，未易解釋。此種疑惑，最妙莫如由新世紀用同人字樣，作一函致美西四報館，即「大同」、「美洲少年」、「中西」及雲哥華之「華英」，及檀香山三報館「自由」、「民生」、「大聲」，作為同業互通消息之誼，將陶信內忌功爭名爭利及煽人行殺於弟之口聲之無理處指出，並下以公平之評判，當較
國父全集九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