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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章程之說明(註一)　民國九年（一九二○年）十一月四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演講
　　本部章程是在日本東京定的。當時纔經討袁失敗，大家灰心，以為革命黨勢力已盡，一時再難振興了；但是我（總理）覺得事業雖然失敗，一般同志依然存在，儘可再接再厲，我很怕大家冷淡下去，就要渙散了，所以我急急設法團結起來，發起這中華革命黨。不過那時候都在海外亡命，和在內地辦黨的情形不同，所以當時章程只準着海外情形來定的。現在我們既已能夠在國內立腳，打算在國內進行黨務，那章程自然有多少要修改的地方。我們要把國事和黨事分開來辦。國事無論怎麼樣，這總是要辦的。我們要曉得黨是什麼一件東西？這黨的目的是要怎樣的？我們造一個黨，是因為要把我們的主義和目的貫澈到底。當初創造同盟會，我也就抱着三民主義。不過當時同志鼓吹革命，全憑着一腔熱血，未曾計畫革命成功以後怎樣的繼續進行，怎樣的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和主義。所以武昌起義成功以後，同盟會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，以致失敗。武昌革命成功的快，原來也是出人意外的。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，所以這革命的進行，就未免半途而廢。距武昌革命不到三個月，我到上海，就聽得一種輿論；那輿論，也就是革命黨同附和革命黨的人發出來的，說是：「革命軍起(註二)革命黨消。」我當時聽了很覺奇怪，怎麼革命軍起(註三)，革命黨就要消呢？實在不懂他們所說的意義。現在看起來，我們的失敗就在這個地方。那時革命黨既沒有繼續下去，到後來統一告成，便有許多的黨紛紛起來爭握政權；只有革命黨遲之又久，纔改做了政黨。然因一時拚命去羅致人才，以致內部十分複雜；中堅人物又冷了心，原來的革命黨都退縮出來，所以結果就大大的失敗了！後來我鑒於這個失敗，所以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，以便實行我們所抱負的主義。
　　中華革命黨有幾個條件，當時老同盟會中人覺得不好，很有許多反對的，卒之至於分道揚鑣，不肯加入，其實他們很不了解。因為黨與國原有不同之處，最要分得清楚。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。為要行一定的主義，就不能不重在人。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，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。但法從何來？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。所以黨的作用，也就不能不重人。黨本來是人治，不是法治。我們要造法治國家，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。黨之能夠團結發達，必要有二個作用：一是感情作用，二是主義作用；至於法治作用，其效力甚小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方知道我要設置那些條件的道理。譬如我有一個要服從我革命的信條，大家覺得不對；其實我要求這個條件，也有理由，請一考究第二次失敗的病根，那就明白了。本來第二次革命的時候，我們這方面較袁氏地大力充，財足兵多，何以竟至失敗？這個緣故，就是袁氏統一，民黨不統一。要救這個弊病，自然只有也用統一的法子，所以我就要要求這一個服從的信條。但當時同志多不贊成，後來過了五六年之經驗，乃知這辦法很對的。還有我黨的三民主義，當初同盟會還只明白民族主義，拚命去做；至於民權民生兩主義，不很透徹，其實民族主義也還沒有做完。至於我主張的五權憲法，那時不懂的更多。原來美國的三權憲法，乃是模仿英國的。當初英國沒有政黨，政治習慣上好像三權分立，美國模仿，乃規定在憲法上，分晰清楚。英國也有人主張分為四權的，但我覺得非分為五權不可。我所說的五權，也非我杜撰的，就是將三權再分出彈劾及考試兩權；所謂三權者，就是將君權之行政、立法、裁判獨立起來。但中國自唐宋以來，便有脫出君權而獨立之兩權，即彈劾、考試是也。現在我們主張五權，本來即是現時所說的三權，不過三權是把考試權附在行政部份，彈劾權附在立法部份。我們現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，較為周備。外國無考試，只有英國有文官考試。英國明白說過，考試是取法中國，足見這考試制是最好(註四)。一九○四年，我和王寵惠在紐約曾談到五權憲法，他自贊成；後來他到耶耳大學專攻法律，反疑惑起來，說這五權分立，各國的法律都沒有這樣辦法，恐怕不行。這也奇怪，中國固有的法制，他倒拋荒了。他起初很贊成，後來學了法律反不贊成。足見他的思想為一方面所錮蔽，能融通了悟的，實在難得。現在已經十餘年了，還是沒有甚麼人懂得。但我們如果實行起來，後來必博法律家大大的贊成。譬如英國的政治，到了孟德斯鳩出來，纔贊成他。所以我的主張，必定要做到五權憲法，否則無論如何，總要革命。這就是我黨一定的目的。
　　民族主義，當初用以破壞滿洲專制。這主義也不是新潮流纔有的。向來我們要擴充起來，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，成個中華民族。若單是做到推倒滿族的專制，還是未曾完成。至於民權，現在也未做到。即使單單做到民權，不實行民生主義，也就不能使人民享受福利。像美洲等國，可謂民權發達，怎麼還有革命的事發生呢？只為人民的生活太難，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，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。所以中國縱使做到美國民權發達的地步，也還是要革命的。不過像中國現在的情狀，舊潮流還沒有弄清，那新潮流更是無人注意。我們最好是把他來一次解決，以免禍亂疊生。有人說：「各國百年前，只是民權革命，直到現在，乃有社會革命，我們也要分開步驟纔好。」不知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狀況，到了現在，經濟發達，資本制的流毒已經彌滿世界，中國也感受這種惡潮。請看上海，房租日高，地價奇貴，工錢稍稍加點，貧民生活反不如從前的容易。據此看來，這惡潮不是已經到了嗎？怎麼還可把百年前外國的狀況來比呢？所以我們的三民主義，應該一貫做去，掃除一切不平的事。如民族主義，即是掃除種族之不平；民權主義，即是掃除政治之不平；民生主義(註五)，即是掃除社會之不平。這種種的不平，既然都在眼前，所以我們就要同時解決，免得枝枝節節，而且不如是就永遠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了。所以我黨就要以三民主義為宗旨，五權憲法為目的，合攏這兩樣來做革命。我們有個最好的同志，就是朱執信。他的學問是很好的，對於革命事業又非常熱心。他嘗問我：「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？」我說：「這容易解釋，就是服從我的主義便了。譬如道統，也是把個人來做代表的，如說孔子之道；又如宗教亦然，如說耶穌教，佛教之類；學說也是這樣，如進化學叫做達爾文學說；我中國講良知的，也叫做陽明學；又如一種政策，也可以個人代表，如孟祿主義，即是代表防備歐洲政策的。以上都是以個人來代表的。我這三民主義，五權憲法，也可叫做孫文革命；所以服從我，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；服從我的革命，自然應該服從我。」本來民國不是三民主義行不過去，只因推倒帝制以後，革命黨就已消滅，沒有人切實去做。所以我趁着亡命之後，把這些同志約束起來。當時許多的人反對我把個人做主義去辦黨；不知黨本是人治，不像國家的法治，這話前頭已經說過了。綜而言之，黨用人治的長處很多，人治力量乃大。我們革命失敗，全是日本搗鬼。起初助袁世凱以摧殘民黨，後來經民黨多方運動，不助袁氏，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來扶植官僚勢力。無奈討袁之後，我們黨已解散，沒有勢力去抵抗他。現在我們又漸漸恢復了，我們就趕緊在國內擴張起來實行這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。現在為便利起見，把從前的章程，大家來參酌修改。
　　我還將民族主義發揮一遍。有人說：「清室推翻以後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。」這話實在錯了。即如我們所住的租界，外國人就要把治外法權來壓制中國人，這還是前清造的惡因。現在清室雖不能壓制我們，但各國還是要壓制的，所以我們還要積極的抵制。我看暹羅在國際上比中國地位還高，所以我們定要積極的將我四萬萬民族地位抬高起來，發揚光大。現在說五族共和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狠不切當。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？我的意思，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。（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，現在卻只成了(註六)美國一個民族，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。）我們中國許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個中華民族。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，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。現在實還沒有做到，所以我們還是三民主義缺一不可，這是確定不能改易的。所有章程，大家可以商量修改。